大学更名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，涉及政策规范、学校发展需求、外部环境变化等多个维度
政策规范的引导与约束：教育部2020年出台的《高等学校命名暂行办法》是高校更名的重要政策依据，明确了“名实相符、突出特色、避免贪大求全”的命名原则，规定了地域字段使用限制（如不得随意冠以“中国”等字样）、学科领域命名要求（避免盲目追逐热门专业词汇）及更名间隔期（同层次至少间隔10年）等内容，推动高校更名从“盲目跟风”转向“规范有序”。
学校自身发展需求驱动：高校更名多源于“升级”的内在诉求。从“学院”到“大学”的转变，不仅能提升学校在社会上的知名度与影响力（如“大学”名称通常暗示更广泛的学科门类、更高的学术水平），还能拓展发展空间——更名后学校在争取科研项目、社会合作、支持（如财政拨款）等方面更具优势；更名也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契机，有助于整合学科资源、优化学科结构（如湖南理工学院更名为湖南理工大学后，可进一步强化理工特色学科，提升学科实力）。
外部环境变化的推动：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，生源市场竞争加剧（尤其是人口出生率下降导致未来考生群体缩减），高校招生从“增量竞争”转向“存量博弈”，更名成为吸引生源的“短期抓手”（如研究显示，更名后高校在东部地区的招生吸引力显著提升，短期内能 *** 生源质量改善）。异地办学政策收缩（如2017年教育部规定“原则上不支持跨城市、跨省建设新校区”）也促使部分附属院校通过转设更名（如兰州财经大学长青学院转设为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），实现独立发展。
典型案例的示范效应：部分高校更名成功后的“改命”效应，进一步影响了其他高校的更名决策。例如，合肥学院经过8年积累（20162024年），通过完善办学条件（如土地面积达标、学科实力提升），最终更名为合肥大学，成为“学院”升级为“大学”的典型案例；湖南理工学院更名为湖南理工大学后，不仅能提升岳阳的高教资源水平（岳阳作为省域副中心城市，高教资源与定位不匹配），还能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（如加强科研成果转化，服务地方产业升级），这些成功案例激发了其他高校（如湖南文理学院、湖南城市学院）的更名活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