彩礼的起源可追溯至中国古代婚姻“六礼”（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期、亲迎）中的“纳征”环节，是传统嫁娶礼仪的核心步骤之一。周代时，纳征以“一束素帛、两只鸿雁”为象征，表达男方对婚姻的诚意；唐宋以后，随着商品经济发展，现金逐渐成为彩礼的主要形式，宋代“卖女儿”现象增多，彩礼被异化为男方为获得女方“所有权”支付的对价。传统社会中，女性处于从属地位，婚姻多为“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”，彩礼作为“婚约成立”的重要证明，承载着“两姓联姻”的郑重约定。
二、人口结构失衡的现实压力
男女比例失调是高价彩礼的重要诱因。历史上“重男轻女”观念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，适婚年龄段女性资源短缺，男性婚姻挤压问题凸显。例如，农村地区因女性外流城市或选择条件更好的配偶，剩余男性数量增加，女方家庭凭借“稀缺性”抬高彩礼，男方为成婚不得不接受高价要求。“男高女低”的婚恋模式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男性的竞争，彩礼成为“择偶门槛”的重要指标。
三、传统观念与经济保障的需求
传统父系家族制度下，女性出嫁后需承担夫家的赡养义务，彩礼被视为女方家庭对女儿“潜在经济贡献”的补偿。彩礼也被视为“婚姻稳定的保障”，女方家庭通过收取彩礼降低女儿婚后可能面临的生活风险（如男方家庭贫困、养老无保障）。部分女方家庭将彩礼高低作为“重视程度”的评价标准，认为“彩礼越高认越重视”，这种观念推动了彩礼的攀升。
四、城镇化与物质攀比的心理驱动
城镇化进程中，农村青年生活预期转向城市，女方家庭以城市生活成本（如房价、教育支出）为参照计算彩礼，导致彩礼数目节节攀升。攀比心理是高价彩礼的“催化剂”，同村、同乡之间的婚宴、彩礼数额比较，让“彩礼高低”成为“家庭地位”的象征。例如，部分家庭为显示“有面子”，即使超出经济能力也会提高彩礼，形成“越比越高”的恶性循环。
五、社会变迁中的婚姻价值观异化
现代社会中，婚姻的“情感价值”与“金钱价值”发生冲突，部分人将彩礼视为“婚姻的安全感来源”，认为“高额彩礼能抵御未来风险”（如失业、疾病）。市场经济中的“交换观念”渗透至婚姻，彩礼从“礼仪性馈赠”异化为“财力展示”，甚至出现“以彩礼论身价”的错误观念。这种异化让彩礼失去了原本的“祝福”意义，成为婚姻的“负担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