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华文明的形成与演化，始终与独特的地理环境深度绑定。从空间格局看，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东部、太平洋西岸，西部为帕米尔高原、青藏高原等天然屏障，东部面向海洋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超大地理单元，既避免了外部强势文明的剧烈冲击，也为内部文化的独立发展提供了空间。这种地理结构促使中华文明形成了“内向凝聚”的发展趋向，各区域文化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交流融合，逐渐凝聚成“多元一体”的格局。
从气候与地貌看，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北温带，气候属季风性气候，雨热同期，这种气候条件非常适合农作物的生长。东部地区有黄河、长江、珠江等大河冲积而成的广阔平原（如华北平原、长江中下游平原），土壤疏松肥沃，为农业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。例如，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土壤疏松，易于开垦，形成了大规模的连片农业区；长江下游的长江中下游平原河网密布，水源充足，适宜水稻种植。全新世大暖期（距今85003000年前）更是为农业发展提供了绝佳环境，当时亚洲象、犀牛等喜暖动物广泛分布于黄河流域，说明当时的气候温暖湿润，生态环境优越，支撑了新石器文化的空前繁荣（如仰韶文化、河姆渡文化、红山文化等）。
二、文化形成：地理环境与人文互动的产物
地理环境不仅影响了先民的生存方式，更塑造了中华文化的核心特质。以农为本的生存方式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根基。由于东部平原地区适宜农业发展，先民们逐渐形成了“以农为生”的生活方式，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，顺应四季更替的规律。这种生产方式衍生出了“天人合一”的价值体系——先民们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，应尊重自然、顺应自然，形成了感恩天地、祈求风调雨顺的文化传统（如祭天、祭祖仪式）。例如，二十四节气的发明，就是先民适应四季变化、指导农业生产的重要成果，体现了“天人合一”的智慧。
地理环境的多样性，催生了多元的区域文化。考古学家苏秉琦将新石器时代的中华文明划分为六大考古文化区系（北方、东方、中原、东南、西南、南方），每个区系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。例如，北方的新石器文化以旱作农业为主，出现了红山文化的精美玉龙和玉器；南方的长江下游地区以稻作农业为主，出现了河姆渡文化的干栏式建筑和稻作遗存；中原地区则以黄土高原为基础，形成了以旱作农业为主的仰韶文化、龙山文化。这些多元文化在交流中融合，逐渐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“多元一体”格局——中原地区凭借其地理位置的优势（居中、通达），以及黄土高原土壤疏松、易于开垦的条件，逐渐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，其文化向四周辐射，融合了周边文化的元素。
地理障碍促进了文化的内部整合。山脉（如秦岭、太行山）、河流（如黄河、长江）等地理障碍，将中华大地分割为不同的区域，但也成为文化交流的纽带。例如，秦岭虽为南北分界线，但促进了南北文化的融合（如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的交流）；黄河、长江作为交通要道，连接了东西部地区，推动了文化的传播与整合。这种内部整合，使中华文化形成了“和而不同”的特点——各区域文化保留了自己的特色，但又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整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