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独有的传承制度，其核心并非“活着的高僧”，而是“业力延续的修行载体”。藏传佛教认为，高僧大德通过长期修行达到极高境界，死后其“意识”或“业力”会以新生婴儿的形式转世，继续完成弘法使命。这一制度始于13世纪噶玛噶举派的噶玛拔希，后经格鲁派完善，成为藏传佛教中最具影响力的传承方式。转世灵童的认定需经过严格的宗教仪轨：首先由上一世活佛的近侍或高僧预言转世方向，再由活佛转世灵童寻访小组根据预言寻找符合条件的婴儿（通常需具备出生时的祥瑞征兆、对前世遗迹的熟悉等），最后通过“金瓶掣签”（清代乾隆时期确立）确定正式转世灵童，并经中央批准生效。活佛转世的本质是“业力不灭”的佛教理念体现，旨在保证高僧的智慧与慈悲得以延续，而非“长生不老”的迷信。
苯教与藏传佛教的“融合共生”关系
苯教是雪域高原的原生宗教，以“万物有灵”为核心，崇拜自然神灵（如天地、日月、山川）和祖先，曾长期主导藏族社会。7世纪佛教传入后，两者经历了长期的排斥与融合：一方面，苯教抵制佛教的“出世”理念，认为其威胁到传统生活方式；佛教为适应高原环境，主动吸收苯教的自然崇拜元素（如将苯教神灵纳入佛教体系，成为“护法神”），并借鉴苯教的仪轨（如煨桑、转经）。例如，苯教的“煨桑”（燃烧松柏枝祈福）被藏传佛教吸收，成为日常修行的重要仪式；苯教的“转山”（围绕神山祈福）也被纳入藏传佛教的朝圣活动。这种融合使藏传佛教具有了鲜明的本土特色，不再是单纯的印度佛教“复制品”，而是融合了高原文化的“雪域佛教”。
藏传佛教“辩经”的教育功能与文化内涵
辩经是藏传佛教僧侣修行的重要方式，尤其在格鲁派寺院中极为普及（如色拉寺的“结巴扎仓”是著名的辩经场）。辩经并非“争论”，而是通过“问答”与“反驳”来深化对佛法的理解。辩经的形式分为“立宗辩”（一方提出观点，另一方反驳）和“对辩”（双方交替提问与回答），内容涵盖佛教经典、逻辑推理、哲学思想等。辩经的核心目标是“破执”——打破修行者的“我执”（对自我的执着）和“法执”（对教法的执着），从而领悟“空性”（万物的本质是空无自性）。例如，僧侣会通过辩经探讨“因果是否绝对”“轮回是否存在”等问题，以此提升逻辑思维和修行境界。辩经也是藏传佛教教育的特色，通过这种方式，僧侣不仅能掌握理论知识，还能培养批判性思维。
藏传佛教“密宗”的“即身成佛”并非“捷径”
密宗是藏传佛教的重要分支（如宁玛派、噶举派、格鲁派均修密宗），以“即身成佛”（通过密宗修行，在今生实现佛的境界）为核心目标。但“即身成佛”并非“不劳而获”，而是需要严格的修行基础：首先需完成显宗学习（掌握佛教基本教义，如《俱舍论》《中论》等），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；其次需接受上师的“灌顶”（授权修持密法），并获得“传承”（密法的口传心授）；最后需通过“观想”（想象佛的形象与功德）、“持咒”（念诵密咒，如“唵嘛呢叭咪吽”）、“禅定”（专注内心，排除杂念）等密宗仪轨，逐步净化身心，消除“业障”（恶业的积累）。密宗的“即身成佛”强调“即世解脱”，但前提是“依法修行”，而非“投机取巧”。例如，密宗修行者需遵守严格的戒律（如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），并通过“六度”（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）来积累福德与智慧。
藏传佛教“寺院经济”的传统与变迁
藏传佛教寺院不仅是宗教场所，也是传统社会的经济中心。在传统社会中，寺院拥有大量土地、牧场、庄园等生产资料（如哲蚌寺鼎盛时期有近200座庄园、500多个牧场），并通过出租土地、征收赋税、经营商业等方式获取收入。信众会向寺院捐赠“供养”（如酥油、粮食、钱财），这些供养是寺院经济的重要来源。寺院经济实行“公有制”，收入用于维持寺院运转（如僧侣的生活、建筑的维护）、供养高僧（如活佛的生活）、开展宗教活动（如法会、辩经）等。这种经济模式不仅保证了寺院的生存与发展，也为藏族社会提供了公共服务（如教育、医疗）。随着时代变迁，寺院经济逐渐从“传统农业经济”转向“多元经济”（如旅游、文化产业），但“供养”仍是寺院经济的重要来源，体现了藏传佛教“自给自足”的传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