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献忠作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，其屠蜀行为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，涉及军事、政治、社会矛盾及个人决策等多个维度：
1. 军事压力与生存危机
张献忠入川后，面临多方势力的围剿与牵制：明朝残余势力（如曾英等部）占据川南綦江、黎雅等战略要地，联合蜀地百姓形成反扑；清军自北向南推进，逐步压缩大西政权的生存空间；大西军内部因长期作战导致军心涣散，士兵逃亡现象严重。为应对这些威胁，张献忠采取了极端的“杀鸡儆猴”策略——通过屠杀疑似通敌的民众（如重庆失守后，将抗拒的军官断手示众）、摧毁敌方潜在的支持基础，试图震慑内外敌人，巩固大西政权的统治。
2. 政治清算与仇恨宣泄
张献忠对朱明宗室怀有深刻的刻骨仇恨。入川后，他下令“无论亲疏贵贱，只要是朱姓之人，一律格杀勿论”，以此清算明朝数百年的统治压迫。为防范敌探和奸细渗透，他推行严格的户籍管理、城禁制度，甚至建立特务网络监控民众。这种高压政策加剧了社会矛盾，导致更多民众因恐惧或不满而转向反抗，进一步促使张献忠采取更残酷的屠杀手段。
3. 经济掠夺与军需压力
大西军长期作战需要庞大的军需物资（粮食、武器、钱财），而四川虽富庶，但民众的粮食储备有限。为满足军需，张献忠不得不通过抢夺川民的粮食来维持军队供给。这种掠夺行为引发了民众的不满与反抗，而张献忠则将反抗视为“刁民作乱”，进而升级为屠杀。例如，他曾下令“见粮就抢、见可疑的读书人就杀”，将抢掠与屠杀结合，以彻底消除反抗隐患。
4. 社会矛盾与信任崩塌
张献忠入川初期，曾试图通过“三年不征钱粮”“招徕四川人才”等政策笼络民心，但随着军事压力增大，这些政策逐渐失效。大西政权内部腐败滋生，官员滥用职权，进一步加剧了民众与政权的对立。当民众因不堪压迫而选择与明军或清军合作时，张献忠失去了对民众的信任，认为“川民皆叛”，于是决定“除城尽剿”，将屠杀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手段。
5. 个人性格与极端决策
张献忠性格暴虐、多疑，早年经历（如延安府捕役生涯中的欺凌）使其形成了“以暴制暴”的思维模式。进入四川后，他愈发独断专行，拒绝采纳部下的安抚建议（如孙可望等劝其停止屠杀），反而将屠杀视为“维护统治的必要手段”。这种极端性格驱使他一步步走向大规模屠戮，最终酿成了四川人口的急剧锐减。
需要指出的是，张献忠屠蜀的具体规模与影响仍存在争议（如清初史料对“六万万”死亡人数的夸大），但上述因素共同构成了其屠蜀行为的核心动因——在军事、政治、经济的多重压力下，通过极端暴力手段维护政权稳定，最终导致了四川社会的巨大灾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