客家民系的形成与迁徙，为风水术在赣闽粤边区的扎根提供了历史舞台。自两晋“八王之乱”、唐末安史之乱后，中原士民多次南迁，沿赣江—梅关古道—珠玑巷等通道进入赣南、闽西、粤东，在此聚居繁衍。正是在这一带，风水术由皇室垄断走向民间化，并与地方社会深度结合。学界普遍认为，赣州长期被视为中国风水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，而唐末五代的杨筠松（世称“杨救贫”）在赣南授徒传术，推动了“形势派”堪舆的扩散，深刻影响了后世客家地区的风水观念与实践。
二 对聚落形态与民居建筑的影响
选址与坐向：客家民居（如围龙屋、堂屋、土楼）普遍强调依山傍水、坐北朝南，以利采光、通风与避寒湿；村落后部常植“风水林”（亦称“龙林”）以“藏风聚气”、固土护坡。围屋前多设禾坪与半圆形池塘，既满足晾晒、防火、生活用水，也承载“水为财”的环境与象征双重意涵。
空间格局：围屋多为中轴堂屋、左右横屋与后围合围，形成“前低后高、内外有别”的层级空间，兼顾防御、祭祀、居住复合功能；建筑与周边山形水势被整体组织，体现“人因宅而立，宅因人得存”的人地协调观。
工程与景观的“风水化”：为弥补自然形势之不足，客家人常以修塘蓄水、植树补脉、挖池堆土、建塔收束水口等方式进行“人工补救”，既改善微气候与排水，也通过象征性景观强化社区认同。例如梅州元魁塔（1619—1629）以“文峰塔”意涵寄托“兴文运、出人才”的集体期待，成为地方文化景观的重要符号。
三 对宗族制度、社会生活与文化心理的影响
宗族整合与资源治理：风水术常被用于祖祠、祖墓、村口与水口等关键节点的布局，成为宗族凝聚认同、组织公共事务与表达“崇祖敬宗”的仪式性场域；围绕“好风水”的集体行动，客观上促进了山地开垦、水利维护与聚落更新。
社会互动与张力：在资源竞争情境下，风水话语亦可能被工具化，引发墓地与宅地争执乃至宗族冲突；部分地区的“二次葬”（拾骨再葬）习俗与择地观念，既体现了迁徙历史与生计适应，也强化了“祖荫庇佑”的观念结构。
信仰与日常实践：客家地区普遍祭祀土地伯公/公王等地方保护神，婚丧嫁娶、动土、上梁、入宅等均常请堪舆师择日定向；此类实践兼具环境管理、风险规避与心理慰藉功能，成为日常生活秩序的一部分。
四 科学性与局限性及当代启示
合理性内核：在缺乏现代工程技术的历史条件下，风水术通过山形水势的观察、方位与通风采光的把握、微气候与排水的组织、生态景观的营造，在客观上提升了聚落的宜居性与可持续性。今天学界多将其视为传统建筑与环境规划经验的综合体，与地理学、生态学、景观学、建筑学等具有内在关联。
局限与风险：风水术亦夹杂术数化、神秘化成分，易被商业化与迷信化利用，甚至成为宗族纷争与社会矛盾的动员话语；对此需以科学规划、理性参与、文化尊重为原则，取其生态与人文之长，避其神秘与偏执之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