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本主体民族为大和民族，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（约98%以上），主要分布在北海道、本州、四国、九州四大岛屿及周边小岛。历史上，大和民族的形成融合了绳纹时代（公元前数千年至公元3世纪）的原住民、弥生时代（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）从大陆迁入的农耕民族（如朝鲜半岛、中国东南沿海的“归化人”），以及江户时代（16031868）以前的部落整合，最终以“大和”为核心形成统一的民族认同。
文化根源：传统与外来融合的“菊与刀”
日本文化以“菊”（优雅、细腻）与“刀”（刚硬、坚韧）为象征，体现了传统与现代、柔美与暴烈的矛盾统一。其根源可追溯至：
绳纹文化（公元前数千年至公元3世纪）：以“绳纹陶器”为标志，过着渔猎采集生活，巫术支配精神世界，形成了原始的自然崇拜，为神道教的形成奠定基础。
弥生文化（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）：从大陆传入稻作农耕、铁器技术，社会进入父系氏族阶段，阶级分化出现，同时带来了汉字与阴阳、天文知识，开启了日本文字与精神文化的雏形。
古坟文化（公元3世纪至7世纪）：以“前方后圆坟”为标志，形成了以畿内为中心的专制集权（大和国），陪葬的镜、剑、勾玉象征权力，标志着日本国家的初步形成。
外来文化影响：奈良、平安时代（712世纪）积极吸收唐代文化（如佛教、汉字、建筑），创造了《万叶集》（日本最早和歌集）、佛教艺术（如药师寺）；江户时代（1719世纪）朱子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，同时发展出独特的“三道”（茶道、花道、书道）与武士文化（如武士道精神）。
核心国民性：矛盾与统一的民族性格
日本民族的性格以矛盾性为显著特征，主要源于历史上的贵族与武士阶层的影响：
实用主义与集团主义：四面环海、资源匮乏的自然环境孕育了强烈的危机意识，形成了“同舟共济”的集体观念。民众注重教育（江户时代识字率达男子40%、女子10%，居世界前列），善于学习外来文化（如大化改新学中国、明治维新学欧美），并将其转化为适合本民族的体系。
等级秩序与忠诚意识：武士道精神的核心是“忠”与“义”，强调主从契约的绝对性（如武士为主人牺牲生命的“切腹”传统）。这种精神从封建时代延续至近代，被军国主义利用为“忠君爱国”的工具，导致对外侵略战争中的极端行为（如二战中的“神风特攻队”）。
尚武与温和的双重性：武士阶层以尚武为荣（如镰仓、室町时代的武士团），但贵族文化（如奈良、平安时代的宫廷文化）又强调温和、雅致（如和歌、茶道）。这种矛盾体现在日本民族的行为中：个体谦逊有礼，集团却可能表现出极端行为；既保留传统（如神道教信仰、传统艺术），又积极接纳现代文明（如科技、流行文化）。
传统与现代的融合：当代日本民族的面貌
当代日本民族在保留传统的实现了现代化的转型：
传统艺术的传承：茶道、花道、书道等“三道”仍被视为修身养性的重要方式，和服、能剧（传统戏剧）、寿司等传统文化符号在全球范围内传播。
现代科技的领先：明治维新以来的“文明开化”与战后“科技立国”政策，使日本成为科技强国（如汽车、电子、机器人产业），体现了“实用主义”的国民性。
国民意识的强化：近代以来，通过教育（如《教育敕语》）、战争动员（如甲午战争、二战）形成了强烈的“国家认同”，但这种认同也曾被军国主义扭曲，战后则转向和平主义（如《和平宪法》）。